年关将至，一年一度的“晒年终奖”节目再度上演。有人在网上发帖炫耀自己的26万年终奖，还说一年来的月薪达到4万多，加上年终奖全年为74万，此外住房补贴与公积金加起来也达到了每个月1.8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收入都是税后纯收入。税前妥妥过百万。

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锦衣夜行并非沐猴而冠，此人还同步上传了自己银行卡的流水，晒出了两笔年终奖的具体数额。

高潮来了。眼尖的网友用他晒出的信息拼出了此人的线下画像：杨某是供职于南京中电十四所发展部的一名普通行政人员，收入水平确实如他所说的一样“领导诚不我欺”。不过银行流水显示，杨某甚至经常在上班时间去单位附近的商场购物消费，与他在晒工资帖子中的发言“好好工作，工作也一定会回馈你的”，形成尖锐的对照与讽刺。此人也为他的虚荣付出了代价，很快就收到了公司“停职等待调查”的通知。

晒年终奖，本身是“打工人”之间的“保留节目”，晒者不无自得与自嘲之乐，评者也多调侃与打趣之娱，个中也不乏真诚的赞美与伪装的哭穷。所谓“弗胖”（上海话，意为装穷实富）与“酸柠檬”（羡慕嫉妒恨）都是人性的真实流露，恰好浓缩到“晒年终奖”这出活动之中，为农历新年增加了不少生活的佐料。

“百万年薪炫富”事件恰好与日前的两出热点形成对照：如果说“我觉得自己欠揍”（盛传王思聪打人和解金二百万）与“老奴来伺候主子”（“万柳公子”俘获万千“赛博奴才”）多少展现了网友对于远距离巨富“酸柠檬”心态的话，那么此次“百万年薪炫富”则让公众感受到了近距离的“富而不配”，或者说“富而无行”——原来“年薪百万，刚下飞机”的人，竟然如此不当其位。

公众对这位炫富者的质疑，焦点集中在其学历、年龄、职位、能力，是否真的可以支撑他凭借真才实学或是经营才能挣到这么多钱，而答案凭借常识就不难做出。

根据微博网友爆料，这所科研机构博士级别的技术人员一年收入40万左右，硕士人员一年30万左右。“炫富”的杨某只是一名行政人员，一年居然有税前过100万的薪资，不但其能力才能无法匹配这份薪水，甚至起码的尽职尽责都未必做得到。“才不配位”或者说“位不配财”带来的复杂情绪，远远压过了公众对其高收入的可能艳羡。

炫富本来是一种自由，本身谈不上不道德。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不能炫富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为自己的炫富行为道歉，富人也没有任何“不得炫富”的道德义务。对比半年之前“中金员工家有贤妻炫富”的行为，那至多是违反了公司内部规定，也不会引发“南昌周公子”与此次“南京杨某人”式的“炫权”嫌疑。至于某些券商推出的“工作时不得开100万以上豪车，也不允许戴15万以上的手表和5万以上的包”等规定，显然未尽合理。

问题逼到这步，恐怕“南京杨某”引发众怒的真正原因就不是“炫富”而是“炫权”了。杨某的优越感不仅建立在高收入之上，恐怕还与其“工作清闲却坐领高薪”的特权有关。这种“百万年薪还能上班时间购物”的工作又是发生在国企，自然引发公众对于国企内部薪资结构的疑问：如果杨某是在自己家的公司爽领高薪又不做事，那也是私人企业的“家事，外人无从置喙；但考虑到此人供职的是国企，而且这种研究所属公共性质，纳税人当然有权追问一句“他们的钱都花到哪里，难道是让这种人坐吃山空，而不是奖励慰勉科研人员吗？”

中电十四所在事发之后对杨某的停职通知，也并没有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：如此待遇的“杨某”在该所是否是普遍现象？杨某被停职的原因是不够低调的“不当言论”？此次的“停职”是否只是“罚酒三杯”，应付一时汹汹的舆论，杨某在风波过后还可东山再起？杨某是否凭借特殊关系（比如他口中“诚不我欺”的领导）才得以进入该所，拿到这么一个“肥缺”？甚至这样的“肥缺”是不是本就不该存在，只是为了“安插”杨某或其他人？

“给这样的单位一座金山也吃完了”“怪不得人都爱去国企，钱多事少离家近”这样的评论，公众的质疑之声折射出的国企内部治理问题，这本身也是一个具备现实意义的议题：如何治理国企内部的隐性腐败？如何建立合理的薪资结构？国企本身属于“全民所有制”，其内部治理攸关公共利益，有责任也有义务回应公众的质疑。应该由上一级机构或国有出资人对这一单位的招聘程序、薪酬结构与公司治理进行调查，以正视听。

炫富不可耻，炫权不光荣——“食禄而不治事”的南京杨某大胆炫富，其所传递的现实意义，也许尽在这十字之中。

王兢